體壇周報全媒體記者 黃思雋

在周三下午與德國足協主席諾伊恩多夫一同開完跟德國隊主帥弗利克的危機會議之后，身為德國足協第一副主席兼德國足球職業聯盟（DFL）有限公司監事會主席的瓦茨克立即轉場，又參加了當晚的DFL監事會會議。不同于跟弗利克的會議根本不涉及換帥議題（瓦茨克翌日披露“我們想都沒想過”換帥），這場由DFL監事會與CEO多娜塔·霍普芬參與的會議只有一個主題——“換帥”，即與今年元旦才上任的霍普芬分道揚鑣。最終，合同簽到2024年12月31日的霍普芬確定將工作到今年結束就離任。翌日，DFL官宣法蘭克福董事阿克塞爾·黑爾曼與弗賴堡董事奧利弗·萊基將從明年元旦開始一同臨時接替霍普芬，任期至明年6月30日。

執政不到一年，只有過一次德甲頒獎經歷，霍普芬就下臺了。

“壓根沒有成功機會”

相比于德國足協和國家隊肉眼可見的動蕩，DFL這次“換帥”來得很是突然。直到上周日晚，《踢球者》網站才獨家披露霍普芬下課在即的消息。其他德媒的相關報道，消息來源也是《踢球者》，并沒有其他源頭。有媒體立即向身為DFL監事會成員的博比奇求證，但這位柏林赫塔體育總經理三緘其口。尤其是關于霍普芬（可能）下課的原因，博比奇表示無可奉告，“這個話題我無法公開談論，也不允許公開談論。”

霍普芬這位德國足球最位高權重的女性，究竟為什么干了不到一年就被趕下臺？按照《踢球者》的描述，這位賽費特的繼任者在50+1規定、聯賽數字化、引入投資者、海外市場、與德國足協達成新的基本協議以及下一個版權周期招標等重要工作上都沒有取得決定性進展，36家德甲和德乙俱樂部，尤其是受疫情嚴重沖擊而亟需扭轉財政頹勢的俱樂部對她愈發不信任。而在10月底接受《踢球者》專訪時，霍普芬透露自己上任以來一直忙于平衡各家俱樂部的權益，并且暗示自己沒有得到足夠的支持。此外，DFL總部在霍普芬治下氣氛壓抑，多名資深員工在今年離職。早在數周之前，瓦茨克所領導的6人公司監事會，與霍普芬手下的8名主席團成員已經在討論“換帥”事宜。

失去瓦茨克的絕對信任與支持，霍普芬注定失敗。

其實霍普芬的失敗早已注定，一方面在于她要接替的賽費特實在太過于成功。在賽費特領導的長達16年半期間，德甲飛速發展，成為了一個國際主流品牌，光是轉播收入每個賽季就可以進賬超過10億歐元。疫情爆發之后，賽費特也盡顯危機領導力。德甲是停擺之后最早復賽的聯賽，一下子成為了全球焦點，影響力超越了競技體育本身，也為其他聯賽的相繼復賽樹立了榜樣。正如曼聯在弗格森退休之后，或者阿森納在溫格離開之后都不可避免地遭遇改朝換代的陣痛期，DFL在賽費特離開后立即陷入危機完全在預料之中，何況疫情的負面影響并未完全消失。

另一方面，DFL當前的管理架構導致霍普芬“壓根就沒有成功的機會”，這是雷蒂希的原話。這位曾經的DFL公司第二總經理（僅次于賽費特的二把手）指出：“她的失敗除了是因為個人失誤，根本原因在于管理架構以及因此而缺乏支持。”雷蒂希指出，由一個“無所不知的通才”（諸如赫內斯、阿紹爾或卡爾蒙德）掌權的時代已經過去。DFL本該更早地進行管理架構改革，但瓦茨克的前任彼得·彼得斯忽視了這一點。而在雷蒂希2015年3月離任之后，DFL就再也沒有聘請過第二總經理了。簡單來說，霍普芬缺少一個得力搭檔。而如今已是德國足協和職業聯盟第一實權人物的瓦茨克，對她的支持和信任也越來越小。

臨時二元領導

在霍普芬決定提前離任之后，DFL立即就推出由黑爾曼和萊基共同領導的過渡方案，也證明了雷蒂希的分析在理。瓦茨克就說：“我是二元領導的粉絲。我提倡將責任交由兩個人去分擔。”鑒于今天的工作涉及到廣泛領域，“獨角戲不可能繼續上演了。”

現年51歲的黑爾曼從2001年7月起就成為法蘭克福高管，2012年進入董事會，主管市場與聯絡工作，而今年8月則當選為DFL主席團成員。49歲的萊基最初在科隆俱樂部任職，2013年加入弗賴堡，2014年11月起成為財務、組織與市場董事。2019年9月，萊基進入DFL主席團任第二副議長（瓦茨克是DFL主席團副議長），兼任德國足協主席團副主席，同時還是DFL公司監事會副主席。

萊基（左）和黑爾曼臨時接替霍普芬“救火”。

按照《踢球者》最初披露的消息，黑爾曼與萊基要暫時放下各自俱樂部的董事工作，以全力領導DFL，等明年6月30日“救火”完成后再官復原位。但最終，兩家俱樂部并沒有作出徹底的犧牲，無論是黑爾曼還是萊基，在臨時管治DFL期間，還要兼顧各自俱樂部的工作，不過萊基會暫時放棄自己在DFL公司監事會的席位（因法規要求）。鑒于法蘭克福與弗賴堡這兩家俱樂部近年有目共睹的良性發展，黑爾曼與萊基這對“臨時雙主帥”的上任，至少可以立即提振士氣，并且為監事會物色新CEO爭取到寶貴的時間。

正如德國足協在與原國家隊和足球學院總經理比埃爾霍夫分道揚鑣之后，首先要確定新的管理架構，才能敲定繼任人選，DFL眼前的工作順序也是一樣的。換言之，瓦茨克要推動德國足協和職業聯盟的雙線管理架構改革。既然他已經在DFL推出了“臨時二元制”，那么我們也有理由相信，接替比埃爾霍夫的人至少會是兩個，即一個主管國家隊事務，一個主管足球學院和青訓事務。

瓦茨克希望卡恩上臺

事實上，比埃爾霍夫的辭職與霍普芬的離任并非兩個完全獨立的事件。一直以來，德甲聯賽都是德國國家隊的根本。雷蒂希就指出：“國家隊的成功和DFL的發展就像是連通管——如果我們國家里最重要的球隊表現得好，這也會有助于DFL。不幸的是，反之亦然。”

2024年本土歐洲杯對于已經連續3屆大賽折戟沉沙的德國隊而言是重振雄風的大好機會（盡管弗利克的留任對此蒙上了一層陰影），對于德甲聯賽來說同樣如此。德國足球需要通過這場本土體育盛會重新贏回國民的歡心，繼而讓他們重新為足球花錢。但與此同時，在距離本土歐洲杯只有一年半之際，無論是德國隊還是DFL都感受到了極大壓力，在選擇比埃爾霍夫和霍普芬繼任者的問題上，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瓦茨克就說，他個人希望能在圣誕節之前就敲定比埃爾霍夫的接班人，但同時強調：“我們沒有時間壓力。做得對比做得快更重要。”

瓦茨克希望卡恩在DFL發揮更大作用，甚至成為新一任CEO。

瓦茨克還明確表示，希望看到拜仁董事會主席卡恩今后更深入地參與到DFL的事務，“最容易、最直接和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卡恩競選（主席團）主席（兼公司CEO）。”卡恩則回應道：“我跟瓦茨克關系很好，我們就所有重要話題都交換信息。當然了，拜仁會在這個困難時期為德國足球承擔起責任。但以何種方式去做，以及最終會是怎么樣，還得聽從拜仁的安排。”看來德國的俱樂部足球，也需要拜仁與多特蒙德的“二元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