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周報全媒體記者馬德興述評

5月23日，中國足協發布公告，宣布確認四家中甲俱樂部、七家中乙俱樂部存在欠薪行為且未能解決而被取消相關職業足球俱樂部注冊資格。同時，參加今年三級職業聯賽的共55家俱樂部也正式公示。相比上賽季，除因中甲擴軍、從中乙多升級遞補兩家之外，減少了9家中乙俱樂部。據統計，從上賽季后期至此次足協公布，總共有22家俱樂部從中國足球版圖上消失。消失的原因無非是資金不足，不得不說，過去十年來主導中國足球發展的“金元時代”已經迎來一個轉折點。

職業足球受制于經濟大環境

職業足球發展的兩大基本要素一是足球基礎本身，二是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如此多的中小職業足球俱樂部宣布退出，不得不說與當前國內經濟發展大環境不無關系。

近幾年來，圍繞著國內中小企業生存越發艱難的報道與消息未曾斷過。至2019年，全國中小企業總數雖已突破4300萬家，但企業平均壽命周期卻不足三年，并且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當然，也有光鮮的時刻，像美國《財富》雜志今年1月最新發布的2019年世界500強榜單顯示：全球最大的500家公司中有129家來自中國，超過美國的121家，“中國軍團”第一次傲視群雄。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再來對照中國的職業化足壇，實際上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存在著依然燒錢不斷的所謂“豪門”俱樂部，更有“失血過多”、僅僅生存短短幾年時間就宣布退出或解散的俱樂部。

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是，中國職業足球的版圖相比過去專業足球時代，最大的變化就是在于：中國足球的重心由過去的華北與東北地區向東南與沿海地區發展，也就是轉向經濟發達地區。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遼寧隊這樣一支專業化時代的“十冠王”隊伍，轉入職業化初期就曾遭遇過降級，幾經起落之后，“生存”這個根本性的問題始終未能得到很好的解決，最終只能宣布解散。這與遼寧所處的東北目前經濟大形勢其實是吻合的。

相比之下，中國足協官宣新賽季參加中甲球隊的18家俱樂部中，出現了四家來自江蘇的俱樂部即南通支云隊、蘇州東吳隊、泰州遠大隊和昆山FC隊，這將創下中國二級職業聯賽的新紀錄。此外還有中超的蘇寧隊，中乙的鹽城以及南京楊帆兩家俱樂部，55家職業俱樂部中共有7家位于江蘇，這恐怕與江蘇作為國內一個經濟強省這樣的大背景不無關系。

所以，如果將當下出現的問題與原因全部都歸結于中國足協，恐怕也是有失偏頗的。當然，作為最高管理部門的足協，肯定是需要承擔責任，特別是在整個職業足球發展的引導、政策的擬定等方面，更是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任由“金元”主導的后遺癥

反賭掃黑之后，資本的大量介入迅速掀起足球熱。但是，這種“熱”僅僅只是“資本熱”，也使得中國足球的發展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本來，足球運動的發展主要靠調動人們對足球這項運動發自內心的熱愛以及積極性，從而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的球員，一如當年張引教練培養出“遼小虎”那樣，以及徐根寶培養出的以武磊等為代表的上海東亞隊一樣。但是，當大量資本全面涌入時，個體因無力追求價值增長受益，好苗子隨時會被資本侵吞。于是，類似“遼小虎”、“根寶模式”便在這樣的環境中失去了生存的空間。

在“投機”取代“熱愛”、資本全面介入中國足球后，原本基礎孱弱的中國足球提前跨越進入“資本壟斷行業”。憑借資本的力量，加上相關管理部門的推動，很快讓中國足球看上去是進入了“高發展與快發展”階段，其基本特征就是“大集團化”、“大資本化”、“高集中化”，最終是走向“寡頭壟斷化”。而亞冠聯賽的冠軍更讓人對恒大式的成功模式堅信不疑。

經濟學的基本常識是：資本的快速成長來源于產業的附加值；資本的快速積累與對成功產品的復制。于是，當河北華夏幸福、天津權健等這樣的“暴發戶”式俱樂部殺進中國職業足壇時，大資本加劇了這種“寡頭壟斷”。資本的本性是逐利，于是他們組建梯隊時四處挖人、球員身價虛高等等，都是各種真實的體現。在相關部門的配合呼應下，人為抬高了中國職業足球的所謂“行業標準”，從而讓俱樂部的運營成本居高不下。于是，中小俱樂部當然難以承受重負，最終只能血本無歸后不得不宣布退出。

某種程度上，今年迄今為止累計22家中超、中甲、中乙以及中冠俱樂部先后宣布退出，或許可以理解為這個行業的又一次“大洗牌”。但是，足球不同于其他產業或經營行業的根本之處在于：足球的社會化程度以及全民參與度是其他產業或行業難以相比的，“寡頭壟斷”模式在足球領域內反而沒有太多的生存空間，只有越來越多的中小俱樂部像細胞那樣根植于基層與基石之中，職業足球才會有真正的發展空間與前景。

從這個角度來說，當下中國職業足壇的“退出潮”，就是“金元足球”所留下的嚴重“后遺癥”。如果不真正認清職業足球的本質，則中國足球的職業化之路將無路可走。

“大躍進”下盲目擴軍惡果

在大資本的推動下，作為足球管理者的相關部門為迎合所謂的大形勢，缺乏理性指導，一切以數字作為評價的標準與依據，盲目追求所謂的“規模效益”。這種盲目性的必然結果是導致企業(俱樂部)發展不良，進一步加劇資金緊張。

以中乙聯賽為例，2014賽季，中乙共有17家俱樂部(南區為9家、北區為8家)，至2015賽季則變成了16家(南北兩區各8家)。可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足協做出了擴軍的決定：每個賽季增加四家俱樂部，南北兩個區各增加2隊。于是，直至2019賽季，共有32家中乙俱樂部。換而言之，短短四年，中乙俱樂部增加了16家。

坦率地說，以目前中國的地域范圍，32家中乙俱樂部并不算多。可問題在于：一方面俱樂部的運營成本在大資本的涌入之后呈現幾何式增長；另一方面，從事這些運動的球員人數并未與此成正比例增長。如此畸形的發展狀態，在俱樂部資金緊張、無以為繼的情況下，只能是選擇破產退出。

與此相類似的是2017年創建的青超聯賽。按最初設想，青超聯賽僅僅只是全國青少年足球比賽中一個“補充性”賽事，與以U系列主導的賽事并存。但在“大躍進”思維指導下，為擴大規模與所謂的影響力，青超聯賽由創辦之初的三個年齡段、80多支隊伍，突然變成了五個年齡段、400多支隊伍，看上去規模短期之內迅速翻番。可當一支球隊全年21場U19青超比賽一場不勝，且只進1球、凈失263球之時，這樣的比賽意義之于青超聯賽本身以及球隊本身究竟何在？

某種程度上，這次“大洗牌”未必就是一件壞事，可以讓更多人從這種“大躍進”中清醒過來。從事足球最需要的是腳踏實地，并不是靠著一堆漂亮的數字就可以完成的。

足協應該放寬準入標準減負

當我們在總結、反思此次中國職業俱樂部重新“大洗牌”之時，中國足協相關部門其實需要對前幾年“大躍進”思維主導下擬定的相關“準入標準”重新進行評估。相關標準全面放寬，目的就是給中小俱樂部“減負”。

以俱樂部梯隊建設為例，日本職業聯賽起步之時只是要求必須要有梯隊，如今J1、J2則是要求有U10、U12、U15、U18四級梯隊，J3的標準更寬松。而韓國則要求K1到K4最少一支梯隊、多則不限。本來，中超聯賽在老“18條”中要求是三級梯隊；2016年擬定的標準要求是到2019年必須至少三級梯隊。但在2017年12月，中國足協重新下發的《中國足球協會職業俱樂部準入規程（2018年版）》中，明確要求新賽季中超和中甲俱樂部要下設至少5支不同年齡段層次的青少年梯隊，分別為U19、U17、U15、U14、U13；而中乙俱樂部也要求下設至少4支梯隊。至2019年1月3日，足協又下發了增加和調整《準入規程》的新通知，相對2017賽季準入規程，又增加了7項內容，包括規定中超球隊在2019賽季必須擁有女隊，提倡將各梯隊球員送往國外訓練和比賽等等。

看上去這樣的規定和要求甚是“高大上”，但問題在于：這些規定能夠實施并執行下去嗎？一個最簡單的問題，三級俱樂部都要成立U13梯隊，這些未滿13歲的小球員正處于義務教育階段，因為眾所周知的體、教之爭，在俱樂部注冊的球員無法代表學校參賽，這就讓進入俱樂部梯隊的小球員日常文化課學習成為問題。

至于像“必須帶女足”的問題，設想很好，而且世界足壇很多地方都在實施這樣的方式，但他們并不是“強制性”的做法。  

可以這么說，2017年以及2019年兩次公布的“準入標準”，完全脫離了中國足球的實際發展情況。所以，面對當下的“退出潮”，中國足協最應該做的一件事，就是盡快調整準入標準，給現存的俱樂部“減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