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周報全媒體駐德國記者 楊子江

肯特·布蘭特利醫生曾經一度病危，他在利比里亞工作的時候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病情迅速惡化，他跟妻子打電話的時候交代了遺言。2014年7月的最后一個晚上，他開始接受一種實驗性藥物的治療，這種藥物叫ZMapp。作為第一個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美國人，他開始逐漸康復，幾天后他開始能逐步行走，并最終痊愈。Zmapp被視為治療埃博拉的神藥，布蘭特利也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幾個月后，他出現在了《時代》雜志的封面，作為“埃博拉戰士”，他被評選為該雜志的年度人物。

可在隨后的幾年中，人們發現，用ZMapp對付埃博拉并非萬試萬靈，它可能對布蘭特利本人確實有效，卻不是對所有人都有用。不過此時埃博拉疫情已經逐漸走弱，沒有足夠的人員進行藥物測試。直到2019年，埃博拉第二次爆發，人們才在幾個月的時間內測試了幾種治療方案，結果發現另外兩種藥物比ZMapp好得多，但這一耽誤，就是5年的時間，數以萬計的人死于埃博拉病毒。

如今，針對新冠疫苗的狂熱開發正在全球進行，但新冠病毒疫苗的尋找，也遇到了對抗埃博拉病毒時同樣的困難。自從世界上第一例病人感染至今，已經過去了4個月，大量的研究工作并未對治療方法有什么有意義的指導。牛津大學的教授蘭德雷說：“最重要的是，我們依然缺少可靠的大量的數據。”蘭德雷目前正在領導英國對新冠病毒的研究。

針對新冠病毒，全球大約有1200多項試驗正在進行，正在開發的藥物有260多種，但沒有任何一家研究機構能說明，他們的研究方案或者開發出的藥物，是否對所有新冠病人都有效。科學家們其實都知道，要想真正知道藥物的有效性，必須有足夠多的患者來進行試驗，這樣得出的結論才有意義。但大多數早期研究的規模都很小，各種資源也非常有限，得出的結論其實也非常有限。

如果要想清楚哪些藥物有效，避免浪費時間、金錢和精力在那些無效的藥物和試驗上，必須設計出合理的研究方案。比如說人們都知道的吉利德科學公司，他們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技術公司之一，他們用兩種方法測試瑞德西韋（Remdesivir）的療效，這種藥物一度被中國人戲稱為“人民的希望。”

一項是針對中度的新冠患者，將瑞德西韋與新冠病毒的標準治療方案進行比對，這種試驗是公開的，無論醫生還是患者都知道他們是否正在接受瑞德西韋的治療。第二種治療方案則是針對6000名重癥患者，在對抗埃博拉病毒的試驗，采用了隨機對照試驗，一半的參與者被隨機分配接受試驗性疫苗注射，而另一半的參與者則使用的則是安慰劑，這是傳統的試驗方法，但也遭到了倫理上的質疑。吉利德放棄了傳統的實驗中用藥物與安慰劑進行比對的方式，而是擴大試驗范圍，以收集更多關于瑞德西韋的數據。盡管之前有消息說瑞德西韋的試驗效果并不理想，但該公司否認了這一消息，最終的結果將在5月底公布。

像吉利德這樣公開測試的公司畢竟還是少數，一些公司依然在閉門造車。新冠病毒不是埃博拉病毒，后者還沒有在全球泛濫，而新冠疫情則已經成為了全球性的疫情，錯誤的疫苗會讓更多的病人付出生命的代價，像當年布蘭特利身上所發生的可笑案例，不應在今天重演。

但遺憾的是，這一切正在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