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青年報》報道 和2017賽季U23新政的倉促上馬相比，在本周末中國足協于武漢召開的職業俱樂部工作會議上，早早頒布2018賽季的“加強版”U23新政，并未引發俱樂部熱議：

由于轉會窗口未開、各隊冬訓將于本月底陸續展開，再加上“加強版”新政吹風已達半年之久，且據記者了解，俱樂部對于新賽季“加大U23球員政策傾斜力度”這一內容均有足夠心理準備，轉會市場對此更是心照不宣。

而去年U23新政的效果表明，處于特殊歷史時期的中國足球，在局部發展層面確實需要“非常規操作”。

所謂“非常規操作”，更多指政策傾斜。

和此前“比賽始終要有至少1名U23球員在場”的“意見稿”相比，新政只要求U23球員的人次和外援人次匹配，已經算是新政的“讓步”。

而對新政的最直觀解釋，以球迷最關注的中超聯賽為例，不外是“一場比賽如果要用滿3個外援名額，就要匹配3人次的U23球員”，對于一家職業的、成熟的俱樂部而言，這樣的要求并不過分。

“我們的U23球員儲備確實不夠，但大家都差不多，一是靠內部挖潛，從梯隊找苗子，二是靠轉會來補充，從目前的情況看，能在轉會市場找到合適的U23球員非常非常難，所以內部挖潛應該是第一位的，這也符合足球規律，大家還得耐心做青訓。”一家北方俱樂部高層人士告訴記者，“其實足協也是希望我們多給年輕球員一些高水平比賽機會，中國足球底子薄，聯賽應該多承擔些責任。”

中國足協之所以有足夠底氣在新賽季加大培養U23球員的傾斜力度，是因為U23球員在國字號球隊的戰術體系中正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兩周前，在日本舉行的東亞四強賽，里皮將楊立瑜、韋世豪、何超、鄧涵文、劉奕鳴和高準翼等6名U23球員召入國足帳下，這6名U23球員均在第一場中韓大戰中首發，而隨后與日本隊和朝鮮隊的比賽，各有4名U23球員首發，其中，劉奕鳴打滿3場比賽。

如果不出意外，2019年亞洲杯上，這些U23球員將正式取代今年征戰12強賽的大部分國腳，而國足的改朝換代，也需要中超聯賽在政策層面給U23球員提供更寬廣的成長空間。

雖然，冬季轉會窗口要到2018年1月1日才打開，但一向敏銳的衛冕冠軍廣州恒大已經在轉會市場上打了勝仗：鄧涵文、楊立瑜和唐詩新賽季轉至恒大，而何超和張修維的加盟還是未知數。

不過對于恒大主帥卡納瓦羅而言，新賽季三線作戰，需要更可靠的人員儲備。

而國內的U23球員很快就要接受全面檢驗。2018年1月，U23亞賽就要在江蘇常州開幕，目前，U22男足正在馬達洛尼的帶領下在阿聯酋迪拜拉練，他們的熱身賽計劃是與約旦U22隊、阿聯酋兩支俱樂部隊進行3場熱身賽。

這次為期兩周的迪拜拉練正好橫跨2018年元旦，回國之后，U22國青就要前往常州備戰參賽。按照抽簽結果，U22國足將與卡塔爾隊、烏茲別克斯坦隊和阿曼隊同組。

在U22亞青賽結束后，球員將返回俱樂部參加冬訓，此時，新賽季中超聯賽已經迫在眉睫，政策方面的照顧使得U23球員在身價暴漲的同時也將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

可以預見，U23政策只是特殊時期的特殊政策，中國足協對年輕球員的“照顧”還會在今后幾個賽季發生變化：

近兩年，不少業內專家呼吁，U23球員本不該算是需要受照顧的“年輕球員”，即便缺乏底蘊的中國足球，亦有相當數量的青年才俊在20歲之前就嶄露頭角。

比如，武磊首次聯賽出場是14歲征戰中乙聯賽，而2012賽季，20歲的武磊便以中甲聯賽本土射手王的身份帶領上海東亞沖超成功；

黃博文則在自己16歲那年亮相中超賽場，并在自己的新秀賽季創下中國足球職業聯賽年齡最小進球紀錄（2008年中國足協規定18歲以下球員不可注冊參加職業聯賽，因此，黃博文16歲中超進球紀錄很難被破）。

“18歲可以算是年輕球員，但在中國22歲還是年輕球員。”里皮在東亞四強賽時接受采訪時曾表示。這意味著中國足球必須“提速”才能更快實現“國家男足躋身亞洲前列”的《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中期目標。

因此，“18歲的年輕球員”極有可能將成為中國足球下一步重點照顧對象。2020年東京奧運會，中國足協已經定下“進軍決賽圈”的任務，這就要求1997年齡段球員在2018年和2019年付出更多汗水。

雖然該年齡段球員在去年的亞青賽上3戰2負1平小組即遭淘汰，但海外留洋球員的標簽和國內聯賽對于年輕球員的日益重視，將是球迷再一次對國奧隊心存期待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