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記者小中報道

去年11月29日，巴甲沙佩科人隊專機失事，共有71遇難，僅有6人生還，巴西記者拉斐爾·恩澤爾是幸存者之一，他也是唯一生還的記者。7個月過去了，恩澤爾不僅在身體和心理上完全康復，他還寫了一本書，書名叫《活著，就像你馬上要離開》。在里約和圣保羅參加了自己新書首發儀式，恩澤爾接受了多家媒體的采訪。采訪中，他說的最令人佩服、最令人感動的一句話是：“有賠償，我也會是最后一個領的。”

做客巴西環球臺“還有你”節目，面對巴西著名女主持人安娜·瑪麗亞·布拉加，恩澤爾透露在坐上失事飛機之后，他總共了換了4次座位。“我也不知道該怎么解釋，我只有感謝的份兒。”

接受ig.com.br網站采訪，恩澤爾談到了寫書的緣起。“首先要說的一點是，我并非作家。我是圣卡塔琳娜州內地一個城市（沙佩科）的記者，不幸的是，世界體育史上最大的空難發生時，我正好在場。當我開始康復時，我又回到了社交網站。空難21天之后，我已經（出院）回到家里。”

“有人邀請我，問我是否愿意寫一點關于那場空難和我的康復的東西，于是我決定動筆。我寫的不只是空難，還寫了我是怎樣做到盡可能地在身體和心理上加以康復，在發生了所有那一切之后，我又是怎樣重新過上了正常生活。”

恩澤爾說，空難發生之后，他每天都不得不談論那場空難。那不僅沒有令他感到不舒服，反而對他的康復幫助很大，不僅在身體康復上有幫助，在心理康復上也有幫助。

“那對我幫助很大。通過跟人交談，我把我經歷和感受的東西都表達了出來。作為記者，我很配合，對我同行們的采訪要求都加以滿足。在生命中的這202天里，沒有一天我不談論那場空難。有時候是接受采訪，有時候在街上有人問我。這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我認為，談論那場災難對我在心理上康復幫助很大。”

不僅從空難中撿了一條命回來，恩澤爾的行李也毫發無損。6月22日接受ig.com.br網站采訪，他穿的正是放在找回來的行李箱里面的褲子。

“當然了，對我來說，行李找不找得回來一直是次要的事情，我也沒想到能找回來什么。不過，我在一個網站里看到，空難幸存者可以辯認一些尚未有人辨認的東西。于是，我看到了我的行李箱。當時我以為它是空的，但不管怎樣，我還是聯系了對方。”

“不久前，當行李到達沙佩科時，我的東西都在里面。我今天穿的這條褲子，空難時就放在我的行李箱里。我找回了我生命中一個糟糕時刻丟失的東西，那天丟的衣服，我現在還在穿。”

沙佩科人空難發生后，有些家屬還起訴了沙佩科人俱樂部，認為它也應該對死難者家屬進行賠償。在空難中遇難的沙佩科人隊主教練卡約·儒尼奧爾的家屬，要求沙佩科人俱樂部向他們賠償3000萬雷亞爾（約合1000萬雷亞爾）。

這3000萬雷亞爾是根據一個人的預期壽命和他生前的平均工資額計算出來的。卡約·儒尼奧爾遇難時年僅51歲，如果他再干10來年，掙3000萬雷亞爾應該不成問題。

Ig.com.br記者問恩澤爾：“你覺得起訴沙佩科人俱樂部公平呢？在空難中，它畢竟也是一個受害者。”恩澤爾的回答是：“這很復雜。我是生還者，但不管是什么賠償，不管它來自拉米亞，來自保險公司，還是來自玻利維亞政府，我都會是最后一個被賠償的，這并不是虛偽。有許多人需要這筆賠償費，除了情感上的因素，有些家庭失去了最主要的經濟支柱。”

恩澤爾認為，所有的分歧和爭執都應該由法院來解決。“所有這一切都得由法院來解決。我覺得沙佩科人俱樂部也是受害者，從主席到服裝管理員，它都失去了，還不要說它承受的痛苦。但我也明白家人們的痛苦，他們當然有權主張自己的權益。未來，只有法院能確定每個人的責任。但主要的責任是批準飛行的人，是沒給飛機加油的人，是他們奪走了那些寶貴的生命。受難者家人有所有的權利進行主張，司法最后會加以裁決。”

在空難中，恩澤爾摔斷了7根肋條，患上了肺炎，而且臉上和腳上也有傷。但他神奇地康復，空難21天后就出院回家，空難41天后就開始工作，作為沙佩科當地電臺足球解說 員，沙佩科人在空難后的第一場比賽，他又像空難前那樣進行了現場解說。大難不死，恩澤爾變得更加寬容，他原諒了失事飛機駕駛員吉羅加。

”我知道我的情況很舒服，我還活著，完好無損，我有我的家人和工作。我不想評判死者的家屬，遠非如此，我理解并尊重他們每一個人的感受。但是就我個人而言，我跟吉羅加的關系還不錯，我甚至還跟他交談過兩三次。我知道他死了之后他的家人也很痛苦，而且還有負疚感，我能想象他們的苦痛。”

大難不死，恩澤爾更覺得生命的珍貴和時間的寶貴。“我們不應該把時間浪費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我覺得我的使命是對人們說，我們要一直相信日子會變更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