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體壇+特約記者迪生

當地時間3月22日，巴薩官網發布了前主席蒙塔爾去世的消息，表達了哀悼，稱贊他為巴薩做出的巨大貢獻。蒙塔爾享年82歲，在1969-1977年間擔任巴薩主席。現主席巴爾托梅烏稱，“蒙塔爾將諾坎普變成了一個自由的避風港，我們失去了一個好人，一位卓越的巴塞羅那主義者。在佛朗哥派的末年和民主時期的開端，他領導著巴薩，曾為加泰羅尼亞的語言和象征而斗爭。作為主席，他簽下了克魯伊夫，正是后者改變了巴薩的風格和心靈。”在巴薩歷史上，蒙塔爾是一位剛柔并濟、承前啟后的功勛，頗有建樹，能夠和甘伯和努涅斯等人并肩而立。

蒙塔爾注視自己父親的畫像。

父子都是巴薩主席

一群外國人成立了巴薩，第一任主席是英國人維爾德，最初十年，擔任主席的還有英國人維蒂、瑞士人甘伯和德國人格梅林，其中甘伯貢獻最大，“加泰羅尼亞化”也最徹底。用他孫女的話來說，甘伯完全被巴塞羅那這座城市打動了，他用加泰羅尼亞文寫作，在家里講加泰羅尼亞語（西班牙語也沒那么流利），還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加泰羅尼亞化的胡安·甘伯。

在甘伯等人的努力下，外國人創辦的巴薩很快本土化，成為加泰羅尼亞文化的象征和民族主義的旗幟。隨后當地的顯赫家族取代外國人，開始領導和管理巴薩，隨著“外人”努涅斯的上臺和執政，情況有了改變，但巴薩世家的影響力延續至今。這幾個家族早年主要經營實業，尤其是紡織業和相關產業（如紡織機制造），自幼熱愛巴薩，長大后參與巴薩的管理，這成了他們的家族傳統。

何塞普·廖德特當過巴薩經理，他的兒子恩里克·廖德特在1960年代當上巴薩主席，恩里克·廖德特回憶童年的經歷，“我跟父親去球場看球時，甘伯常常送我巧克力吃。”桑德羅·羅塞爾在2010年當選巴薩主席，他的父親豪梅·羅塞爾曾在1970年代擔任巴薩高管，輔佐主席蒙塔爾，而蒙塔爾的父親也擔任過巴薩主席。

老蒙塔爾是個民主派的實業家，從事紡織業，二戰結束后，他向巴薩董事會建議恢復正常化、結束軍管。董事會接受并轉告給加泰羅尼亞足協，后者又上呈西班牙足協。1946年，巴薩主席溫德萊爾和他的董事會宣布辭職，隨后政府任命老蒙塔爾為繼任者，他一直擔任到1952年，任期內巴薩三奪西甲冠軍，舉行成立50周年慶典，引進巨星庫巴拉，最大貢獻是買了幾塊地皮，其中一塊建起了諾坎普球場。

蒙塔爾第一次當選巴薩主席。

他挖來了米歇爾斯和克魯伊夫 

蒙塔爾于1969年11月當選巴薩主席，贏得很驚險，只比提出同過去一刀兩斷的對手巴雷特多14票，競爭之激烈說明巴薩內部分歧之尖銳。競選時，所有健在的前巴薩主席一致支持蒙塔爾，他們全部來自紡織業，蒙塔爾承載了巴薩的傳統。

他掌權后頭一件事是換帥：12月18日正式上任，第二天就請來英國人白金漢。此前白金漢在阿賈克斯執教過，指導了年輕的克魯伊夫，給了他首秀機會，還經常留他在家中吃飯。可以說，巴薩從阿賈克斯引進教練的傳統是蒙塔爾開啟的，米歇爾斯、克魯伊夫、范加爾和里杰卡爾德將追隨白金漢的腳步。

那個賽季巴薩開局不好，白金漢來了后帶隊走出低谷，最后獲得第4。雷克薩奇說，自己遇到的教練中，白金漢是傳授明確比賽策略和團隊精神的第一人。白金漢在巴薩待的時間不長，1970-71賽季結束就離開了，蒙塔爾已經找好了繼任者：同樣來自阿賈克斯的米歇爾斯，在歐冠決賽前就敲定了。米歇爾斯同樣未能帶隊獲得夢寐以求的西甲冠軍，1972-73賽季結束后，巴薩又一無所獲，他們迫切需要一個巨星，考慮過克魯伊夫和蓋德·穆勒等人。

蒙塔爾和正在簽約的克魯伊夫。

早在1971年，蒙塔爾就請已經卸任的白金漢到阿姆斯特丹同克魯伊夫見面，克魯伊夫被說動了，他來巴塞羅那跟蒙塔爾談了幾次，而且談得很愉快。阻礙轉會的是克魯伊夫的高身價，米歇爾斯認為這些錢能買來三四個好球員，他看中了轟炸機蓋德·穆勒，但西德足協官員明確表態，希望穆勒在1974年世界杯前留在國內。

還有一個障礙是西甲的外援限令，經過蒙塔爾的奮力抗爭，西班牙足協修改了外援規定，從而為巴薩引進克魯伊夫創造了條件。阿賈克斯的隊長競選也幫了巴薩，克魯伊夫回憶說，競選失利成了“最后一根稻草”，讓他下決心離開阿賈克斯。8月23日，克魯伊夫抵達巴塞羅那的普拉特機場，數千名巴薩球迷前來迎接，隨后他在巴薩的傳奇經歷和深遠影響無需多言。

克魯伊夫登場亮相后，巴薩立刻有了起色，12月16日，索蒂爾、克魯伊夫和雷克薩奇各入一球，巴薩3-1戰勝奧維多，登上積分榜首位。兩天后，憑借克魯伊夫的轉會和球隊的出色戰績，蒙塔爾再次當選巴薩主席，這次贏得很輕松，以902票對340票擊敗了唯一對手卡薩庫維塔，他和克魯伊夫相互成全，半年后，巴薩奪得闊別14年之久的西甲冠軍，領先亞軍馬競8分之多。

蒙塔爾展示克魯伊夫簽約時的照片。

“不只是一家俱樂部”

蒙塔爾上任那一年，佛朗哥退居二線，將大權交給自己選定的布蘭科，并且宣布胡安·卡洛斯為自己的權力繼承人，他將在自己去世后成為西班牙國王。

這一時期，西班牙依舊經受著嚴酷統治，同時在孕育變革，動蕩不斷，社會即將轉型。事后看來，似乎大勢不可逆轉，只要順應潮流即可，但身處其中并居于牽動各方利益的高位，相當考驗政治家的才干：他們要應對上下內外的不同勢力，需要時而求同，時而存異，時而謹慎謙恭，時而大膽對抗，時而妥協、合作，時而剛強、斗爭。蒙塔爾做得非常出色。

他第一次競選時，對手巴雷特提出同過去一刀兩斷，蒙塔爾贏得驚險，說明巴雷特的觀念有強大的民意基礎。上任后蒙塔爾需要應對巴薩內部的不同派別，他充滿感激地稱贊支持自己的前任主席們，稱他們是“偉大的巴塞羅那主義者”，同時堅定地忠誠于渴望改變的追隨者：“與球迷同在，應有盡有，沒了球迷，一無所有”。

分歧也出現在加泰羅尼亞的精英階層內部。佛朗哥去世前，巴薩管理層已經感受了一股越來越強的壓力，是來自約迪·普約爾領導的日益高漲的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運動，他們對巴薩有所與也有所取。

1992年的溫布利球場，巴薩隊長亞歷申科舉起冠軍杯時，約迪·普約爾就在領獎臺上，挨著巴薩主席努涅斯。約迪·普約爾于1930年出生在巴塞羅那，懂六門語言，有博士學位，一共五次當選加泰羅尼亞大區主席，被拉波爾塔稱為“政壇的克魯伊夫”。30歲時他被捕入獄，罪行是在一次音樂會上組織演唱加泰羅尼亞國歌。出獄后他繼續奮斗，提出“建設國家”的口號，為加泰羅尼亞的發展創立文化和金融機構，其中包括創辦加特蘭納銀行（Banca Catalana），蒙塔爾為引進克魯伊夫而籌集資金時，找到這家銀行尋求幫助。觀看早年巴薩比賽時，經常可以在廣告牌上看到這家銀行的名字。

巴薩同加特蘭納銀行一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些商界精英同時在兩家機構中任職：巴薩副主席卡拉斯科是加特蘭納銀行的董事長，內戰期間他的父親被佛朗哥處死；比拉塞卡同時為這兩家機構擔任法律顧問；梅卡達爾是巴薩球迷協會主席，又是銀行董事會的執行董事。

總之，巴薩同約迪·普約爾領導的民族主義運動關系密切，老羅塞爾和格拉納多斯都是普約爾創立的加泰羅尼亞民主聯合黨的活躍黨員，這個政黨的起源跟巴薩直接相關，1974年，巴薩迎來75周年慶典，在蒙塞拉修道院舉行的一次秘密集會直接孕育了民主聯合黨的誕生。

蒙塔爾說：“在我的任期內，巴薩開始支持加泰羅尼亞的自治主張，盡管俱樂部內部有反對聲音。我將維護穩定視為自己的任務，政治無法從俱樂部中分離出去。”他在組建董事會時，盡可能廣泛地涵蓋各個政治派別，為了安撫某一派系，他不時重組自己的管理團隊。

為了穩定，他盡量不偏不倚，但實際上還是顯露出自己的傾向：他公開擁護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按照他的意愿，巴薩恢復了從前的隊徽，重新使用最初名稱。此外，他是負責重大決策的領導，而打理日常事務的是老羅塞爾和格拉納多斯，兩人的政治立場跟約迪·普約爾一致，而且膽子很大，蒙塔爾默許了兩人的所作所為。

1975年7月21日，巴薩董事會的會議記錄在內戰后第一次用加泰羅尼亞文字書寫。此外，諾坎普球場的廣播也逐漸開始使用加泰羅尼亞語，連同讓薩馬蘭奇非常狼狽的國歌事件，這些是老羅塞爾和格拉納多斯授意的策略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大規模、廣受眾地恢復本土語言和文化——反過來，這成了普約爾政治方案的關鍵因素，過去是普約爾陣營向巴薩伸出援手，現在輪到巴薩幫他們出力。老羅塞爾說：“在那個非常艱難的時期，蒙塔爾可是位了不起的巴薩主席。我們身為管理人員，做決定時不會向太多人請教。資訊范圍不廣泛。蒙塔爾過去常說，做你想做的，我會盡量別盯得太緊。”

蒙塔爾向弗朗哥頒發獎章。

兩次給佛朗哥頒發獎章 

這是蒙塔爾對巴薩內部和加泰羅尼亞內部不同派系的應對，而馬德里中央政府能夠施加的壓力，遠比約迪·普約爾大。跟廖德特（他說自己當了8年巴薩主席，從未感受到來自馬德里的壓力）等前任主席一樣，蒙塔爾對佛朗哥政權態度溫和，他兩次向佛朗哥頒發獎章，第一次是為了感謝國家體育委員會資助巴薩修建場館，在場的胡安·基奇有雙重身份：堅定的佛朗哥派，同時在巴薩管理層任職超過十年。

佛朗哥去世的消息傳來時，蒙塔爾的舉動跟同事形成對比，當時他正和幾位高管一起開會，一位看門人突然走進會場，嚴肅宣布：“先生們，元首死了。”空氣在那一刻凝固了。在場的老羅塞爾回憶說：“是兩種反應，一些人說，‘咱們打開卡瓦酒慶祝吧！’還有些人默默地待在那，嚇得要命，其中一位董事說自己不舒服，然后就回家了，可憐的家伙，好像這個消息讓他的胃開始不消停。”

會議結束后，老羅塞爾和格拉納多斯留了下來，他們注意到蒙塔爾經常用的那個房間里有座佛朗哥半身像，蒙塔爾一離開，格拉納多斯就搬來一張椅子，站到上面取下塑像，朝老羅塞爾扔了過去。后者回憶說：“我躲到一邊，別讓它砸中我的腦袋，塑像掉在地上，摔成一堆碎片。以前我還以為是青銅的，可它是石膏的，所以我說：‘我真欠操，我們還以為它那么結實，總也壞不了，可現在只剩下一堆碎石膏，別的啥都不是’……過了一會又來了幫興高采烈的球迷，我們把一些掛起來的佛朗哥相片交給了他們。然后我們建議摘下球場里的一塊標語，這條標語是為了紀念那些在內戰中陣亡的擁護佛朗哥的巴薩會員：‘為了西班牙，為了上帝’，我們把它放進盒子，拿到地下室里，擱在不顯眼的地方。對我來說，盡管覺得不應該像毀掉別的東西一樣毀掉它，但這種情感不屬于巴薩的歷史。”

蒙塔爾的舉動有所不同，他向馬德里發去三封電報。第一封給弗朗哥的私人辦公室，稱俱樂部“充滿悲痛，元首去世是無法彌補的損失”；第二封發給弗朗哥的遺孀及其家人，表達“我們最誠摯的哀悼”；第三封發給了弗朗哥任命的繼承人國王胡安·卡洛斯，表達“我們俱樂部個人的忠誠和對未來的希望，國王殿下代表著未來時間里和平與民主的共存。”

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終于要改變了。1977年6月，西班牙舉行大選，9月，蒙塔爾宣布將辭去巴薩主席一職，之前已經明確表示自己不會連任，他說：“我的繼任者將由全體會員民主選舉產生。”12月18日，在第二任任期臨近尾聲時，他辭去主席一職，副主席卡拉斯科成為臨時主席，開始籌備次年5月的主席大選。

蒙塔爾的上臺和退出跟大時代的變遷同步，前者是時間上巧合，后者是自己主動迎合。在嚴酷時代，面對多重壓力，他努力維持巴薩的穩定，堅定不失靈活地為巴薩爭取利益；在變革時期，他以身作則地表達對民主的向往，不惜放棄自己的權力；他是一位剛柔并濟、承前啟后的巴薩功勛，以自己的建樹和貢獻，他足以跟甘伯、努涅斯等人并肩而立。

紀念克魯伊夫的儀式上，八位巴薩主席薈萃一堂，左四為蒙塔爾。

詭異的是，可能他事與愿違了。他辭職后，巴薩用隊史上最民主的方式，選出了隊史上最專制的主席努涅斯。隨后拉波爾塔成立“藍象”，努力推翻努涅斯的統治，同樣詭異的是，拉波爾塔如果不標榜民主、反對獨裁，就無法推翻努涅斯的統治，等他自己上臺后，如果不延續和模仿努涅斯式的治理，就無法維護自己的權位——他推遲主席大選的舉動公然違反了球會章程。拉波爾塔任期結束后，羅塞爾成功當選巴薩主席，競選時得到了蒙塔爾的支持。羅塞爾曾是拉波爾塔的親密戰友，后來分道揚鑣，他上任后很快開始控告拉波爾塔，但官司還沒打完，自己就辭職離開了。

蒙塔爾有時會出現在諾坎普的貴賓席，也會出現在重要場合。去年克魯伊夫去世后，巴薩在諾坎普舉行紀念活動，巴爾托梅烏及所有健在的前任主席一起出席，蒙塔爾和巴爾托梅烏站在中間，反目成仇的拉波爾塔和羅塞爾站在最兩邊(上圖)——這就是巴薩，一群時而團結一心、時而不共戴天的人，他們畢竟愛著同一支球隊。在蒙塔爾的葬禮上，巴薩也會暫時拋棄一切分歧，共同緬懷這位功勛主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