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女兒不太“尊重”我。

當然，不是我們關系不好。我倆一起度過很多有質量的親子時間：坐在路邊一起吃冰淇淋看人來人往的童年陪伴成就早就刷完了，也牽手走過很多路，我們交流彼此看的書籍并熱烈討論……和所有的小孩一樣，她最喜歡打游戲，和我一起——因為那個絢爛的世界媽媽不懂，只有我能和她暢談技能、裝備和血多血少。每年度假期間，和她并肩合作刷《姜維傳》等游戲——我負責殺敵，她負責刷劇情——那是我們最好的時光。

我說的“不尊重”，是她總是稱呼我“哎那個胖子”、“豬豬”或者就是簡單的“你”。有時候，說話口氣還有點沖，能噎死人。這部分怪我，我不是那種家庭等級體系的信奉者，也從來不試圖建立這樣的家庭秩序。其實我相信很多和我一樣起早貪黑忙工作的父親或母親都有同樣的煩惱，因為陪伴孩子的時間總是太少，而孩子也總是太小，未曾了解大人的情感需要。

但我不準備“教她做人”，我不著急。我知道，終有一天她會長大，然后意識到我為她付出的一切努力和犧牲。而尊重，也不是“教做人”能教出來的。尊重，只有發自內心才有價值。

這讓我想起了英超最近的虞美人爭議。11月的英超，近年來養成了一個佩戴虞美人花悼念英軍陣亡將士的“傳統”——順帶說一句，以前因為對這個花不了解，所以曾經誤譯為罌粟花，實際上罌粟花是Papaver somniferum（也就是所謂的Opium Poppy），而這里佩戴的花則是Papaver rhoeas，也就是虞美人。兩者同屬一科，但不是同一種花，中文新聞里常見誤譯應該改正。

和一些英超新球迷的印象相反，這并非是一個時日綿長的傳統——實際上2010年英超俱樂部才首次采用有虞美人花的球衣。但時至今日，佩戴虞美人花已經成為一種絕對的“政治正確”，所有不佩戴的人都會成為“不愛國不忠君”的典范——比如國際足聯禁止英格蘭在11月與蘇格蘭的世預賽中球衫上直接繡上虞美人，被民粹的《太陽報》體育版頭版頭條攻訐。

再比如，西布朗的愛爾蘭國腳麥克林——在上周末轉播西布朗對曼城這場比賽時，我就注意到了場上所有球員中，他的胸前是“孤獨的空白”——沒有虞美人花。這也讓麥克林每年此時都會成為很多英國“右翼紅脖子”的攻擊焦點，但麥克林雖千萬人吾往矣，我自巋然不動。

為什么呢？出生在北愛、后來為愛爾蘭國家隊效力的麥克林其實對自己的立場有過清晰的闡釋：“如果虞美人只是為了紀念一戰或二戰的死難者，那我戴這朵花毫無問題，我一年中每一天都戴這朵花都沒問題。但事實不是這樣，虞美人也代表英國從1945年以來參與的每一次沖突中的死難者，考慮到我在德里（北愛地名，1972年曾發生所謂血腥星期天的慘案）長大的歷史，我沒有辦法佩戴代表這個的虞美人花。”

因為這個立場，每年此時麥克林都會成為焦點人物，很多右翼媒體指責他不尊重死亡將士。但今年，我特別高興看到了《衛報》一篇為他辯解的雄文，這篇由邁克爾·哈恩撰寫的文章說：“最諷刺的一點是，選擇不佩戴虞美人的麥克林，實際上對這個東西意義的思考，要遠比其他359名佩戴虞美人花的英超球員更深入……這些球員選擇佩戴虞美人，并不是因為作出了一個掌握充分信息的選擇，而這正是麥克林選擇不佩戴虞美人時所做的。”

邁克爾·哈恩現任《衛報》音樂版主編，以前也當過《442》雜志的主編。他的雄文代表著自由派的良心，里面的警句值得我在這里抄錄：“佩戴虞美人之所以感人，是因為那是自愿的。人們選擇展現自己（對陣亡將士）的尊重，沒人被強迫這么做，而且每個人自己的選擇應該得到尊重。……尊重，只有它發自真心、而不是被強迫時，才真正算數。”

我還在等待，等待我女兒長大的一天。我相信，有朝一日她終于意識到爸爸的辛勤和努力時，會甜甜地、發自內心地叫一聲“親愛的爸爸”。那一刻，我會滿心歡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