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特派記者武一帆發自里爾

     你有沒有被別人家的國歌感動過？當斯洛伐克國歌在里爾球場響起時，我看到身旁的荷蘭裔法國小伙子翕動著嘴唇，極力想跟上旋律。我猜，如果他知道歌詞，一定放聲唱出來。我們可能都屬于容易被音樂感動的類型。可能是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陸》、王菲的《Eyes On Me》或是Lacrimosa的《Warum so tief》，在露天停車場里，讓一個人扶著方向盤默默抽泣，辜負那美好的下午天氣。

     斯洛伐克的國歌名為《塔特羅山上的閃電》。這是一首旋律雄渾單調，歌詞言簡意賅的合唱曲。歌詞源自十九世紀斯洛伐克民族覺醒運動中一個年輕學生創作的詩，曲調則來自一首叫做《她在挖一口井》的民歌。很難解釋這樣一首表達少年暗戀之情的小調，為什么會聽起來如此沉重而傷感。可能這樣在強權夾縫生存中的民族，生來即為弱者的命運讓他們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該做些什么。

     或許達尼也在他們中間。8年多以前，我在西班牙薩拉曼卡的一家私立語言學校開始留洋生活，在那里認識了達尼。這個斯洛伐克人極瘦極高，長著一張應該叫“謝廖沙”或者“瓦洛佳”的斯拉夫臉龐。他給校長——一個壯碩、不修邊幅且吝嗇的蘇格蘭女人打些零工，免費上課，換學生居留。上午課間，他會在狹窄的走廊里擺兩張桌子，供應簡樸的早餐，熟練而殷勤地給同學們服務，找零、倒咖啡。他寡言、幽默又精明，很受歡迎。他喜歡大家，又好像誰都不在乎。這里的學生多來自英國、德國、意大利、北歐和東亞。他是這里唯一的斯洛伐克人。曾有一個捷克女孩，在早餐桌邊上與達尼用別人聽不懂的語言低聲交談。兩人的神情不像在閑聊，像在商量如何在盡量不傷害彼此的前提下解除婚約。

     達尼后來離開學校，去了經濟更景氣的圣塞瓦斯蒂安。我后來幾次去那座美麗的海濱城市，都盼望著能在路上偶遇那個斯洛伐克人。結果那一天，在里爾的球場外，我一下子看到了好幾萬達尼的同胞。他們自豪而愉悅，流利地用各種語言抒發著感情。“俄羅斯球迷不是流氓。那些專門來打架的人已經被趕走了。”一個人向我展示兩國友誼的寫照。“為什么要害怕？我昨天與一群俄羅斯人分享斯洛伐克啤酒，交換球衣。但我們今天還是會在球場上踢他們的屁股，就像當年把意大利人踢出世界杯那樣。”

     球場周圍的防暴警察很逍遙，一下午的工作就是舉著盾牌和催淚瓦斯發射器和兩國球迷合影。但里爾的警戒級別依然很高。一排舉著自動步槍的阿兵哥堵在“歐洲站”門口，緊繃著肌肉。在回巴黎的火車上才聽說，一列英國開過來的火車上，英格蘭和威爾士球迷打得昏天黑地，直到夜里都讓這座小城雞犬不寧。“離老毛子遠點！”好多人建議。不過我真的沒看到什么“奧廖爾的屠夫”，只看到地鐵站里擠著的人群里，一個矮小的俄羅斯女人抱著個小女孩，等著他的斯洛伐克丈夫買票回來。那狀況絕談不上秩序井然，沒有德國、日本那樣的等候隊列，但大家都默默地挪動著，不抱怨也不微笑，翻越電光閃閃的塔特羅山……

     有100多萬斯洛伐克人生活在海外。這是一個在那里都不強勢的族群。他們比誰都清楚“適應”才是保持獨立的最好辦法。因此這些“少數民族”顯得特別有語言天賦。我贊揚一位里爾的出租車司機英語講得流利，反被對方質問：“為什么法國人就要會說英語？穿過海底隧道，那邊就是英國，為什么他們不講法語？”我表示贊同，承認自己在法國卻不會講法語，麻煩都是自找的。6年前在選修第3門外語時，我在德語和法語間猶豫良久，選擇了前者。從實用角度出發，我顯然選錯了。因為在德國大城市使用英語，應該不會有這么多問題：洗衣房、車票、手機卡……

     埃弗里車站問詢處的小姑娘驚恐地瞪著我，指指她的同伴，因為我拖長聲音用英語問她“打印車票的機器在哪里”。她的同伴，一個戴眼鏡，姿色普通的姑娘面帶愁苦地打印車票，嘟囔著：“可我真的不會說英語。”西班牙語？德語？葡萄牙語？中國話？“中國話我會說兩句。”她清清喉嚨，用標準的漢語一字一頓地說：“對不起！妹妹！愛過嗎？”輪到我瞪大了眼睛。哇喔，那肯定是一個悲慘的愛情故事。

     當然，在那無比充實的一天，傷害最大的不是這件事。里爾球場外坐著幾個穿荷蘭球衣的小子。里爾在法國和比利時邊境，荷蘭人來湊個熱鬧本無可厚非。“你們的球隊呢？”我問。他們反問：“你們的球隊呢？世界杯？”全靠你了，高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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