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02年2月開始為《體壇周報》寫稿，身份是特約記者。那時，我人已在巴西里約熱內(nèi)盧。《體壇周報》編輯們找我約稿或交流，都是通過網(wǎng)絡(luò)的形式，主要是MSN或QQ。也就是說，我沒見過《體壇周報》任何一個人，但我已開始為報紙寫稿了。我見到的《體壇周報》第一位同事是程征老師，地點是里約。時間我記不太清楚了，反正是韓日世界杯后，應(yīng)該是2002年接近年底的一個月份。

那時的程老師40多歲，還不到50，還是滿頭的黑發(fā)。盡管是第一次見面，我見到程征老師感覺很親。一方面是因為他是體壇來人，是娘家人。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程老師平易近人、說話風趣，不自高自大，很好打交道。作為東道，我請程老師吃了巴西烤肉、公斤飯和黑豆飯。我們倆還一起拜訪了巴西最大體育報紙《蘭斯報》編輯部，主要是程老師談，談了一下《體壇周報》與《蘭斯報》合作的事宜。我只是配角和陪同，但我的收獲也很大。看我是學(xué)葡語的，喜歡巴西和巴西足球，《蘭斯報》編輯部主任送給我兩本關(guān)于巴西足球的書。兩本書都是《蘭斯報》編輯部出的，很有用，我直到現(xiàn)在還保存著。

程老師也很關(guān)心我。我請程老師到我住的房子作客，我住的一居室位于弗拉門戈區(qū)拜桑杜街，離州長府很近。那是一條很幽靜的小街，我房間的窗子正對著一個丁字路口。說起來，我的一居室很寒酸。可我住慣了，早就習(xí)以為常。一居室不大，房屋條件也很差，程老師覺得這些他都能忍受。程老師心疼我的是我的寫稿條件：一個很低的小桌子，配上一把矮矮的椅子，我坐在小椅子上，桌子又低，腿只能蜷著，腰也伸不直，韓日世界杯期間寫了很多稿子，我都有些駝背了。我記得程老師感慨地說，體壇記者真苦，但也真能寫稿子，條件再苦也不怕。

這是我和程老師的第一次接觸，我對他印象非常好。程老師是北京人，但應(yīng)該不是老北京，不是胡同里長大的那種北京孩子，應(yīng)該是單位大院兒長大的北京孩子。但在程老師的話語里，還是有京味兒的幽默。這種幽默體現(xiàn)在他寫的阿根廷足球報道和評論中，使他寫的東西很好看、很耐看。程征老師搞阿根廷報道，阿根廷人是憂郁的，正如探戈。我搞巴西足球報道，而巴西足球是明快的，正如桑巴和狂歡節(jié)。程老師幽默，而我則有些憂郁。幽默的人搞憂郁的阿根廷足球，憂郁的人報道明快的巴西足球。這是一種巧合，或許是上天的安排？調(diào)換一下位置行不行？憂郁的我去寫憂郁的阿根廷足球，幽默的程老師去寫明快的巴西足球？可能還是不換的為好。

2010年4月，我正式加盟《體壇周報》，由特約記者變成了正式記者。記得那一年的世界杯結(jié)束后，單位組織去海南三亞度假，我有幸和程老師有更深入的接觸。單位組織者安排房間時，我和程老師都不約而同地提出要求，讓我們倆住一個房間。那三四天的時間，既玩了，也休息了，還跟程老師聊了很多。當然，聊的最多的是巴西足球、阿根廷足球和南美足球，我有很大的收獲。

2011年美洲杯在阿根廷舉行，程老師跟我約好去阿根廷現(xiàn)場采訪。我們一起去阿根廷使館咨詢簽證事宜，一起去公證處辦公證，一起商量行程的事，兩個人都很興奮。事情太多，有點苦，辦簽證過程中遇到問題多點，挺煩人，我們都是一笑置之。可遺憾的是，最終程老師去了，我沒去成。

原因是我在離開前單位時，按規(guī)定把記者證上交了。到了《體壇周報》之后，我的記者證還沒有辦下來。沒有記者證，阿根廷使館不給辦簽證。程老師認識中國外交部的人，他的同學(xué)好像做過駐阿大使，盡管有他幫忙，我還是沒有去成。我囑咐程老師，到了阿根廷之后，領(lǐng)美洲杯記者證時把我的也給領(lǐng)了，帶回來我當作紀念。程老師真給我領(lǐng)了，給帶回來了。那個記者證我還留著，它是我和程老師友誼的一個見證。

2014年巴西世界杯后，單位組織游三峽和重慶，我和程老師約好了，又是同一批次去的。可那一次和三亞那次不同，在游輪上，每個人一個單間，我沒能跟程老師再次成為室友。可游玩的時候，我還是和程老師聊得最多。那一次，程老師心情特別好。女兒生了個胖外孫，程老師做外公了。程老師也說，帶外孫主要是他妻子和親家與親家母的事，他主要是配合工作。程老師還說，他馬上就該退休了，退休后他會有更多的時間享受家庭的溫馨。

12月28日，星期一下午，《體壇周報》給程征老師開了歡送會。我事先不知道周一有那個儀式，又因為有些事情，所以沒能參加，心里覺得很遺憾。歡送會上，會議室的墻上拉了一條橫幅，上寫：“程征退役 再上征程”。作為一名報道阿根廷足球數(shù)十年的記者，程老師的退休說成退役恰如其分。但我覺得“再上征程”有點不符合實際情況，用“程征退役 輝煌征程”更好些。退休之后，程老師要的是幸福的晚年，而不是“再上征程”。

祝程征老師身體健康、生活愉快、盡享天倫之樂。他退役了，但他輝煌的征程是不會被人忘記的。